中国教育PG电子网报道采访我校校长徐安龙等三位公选校长，全文如下：

 

时间：2013年3月3日下午

　　地点：中国教育PG电子网视频演播室

　　主题：公选校长

　　访谈嘉宾：北京科技大学校长 张欣欣

　 　         PG福运象财神药大学校长 徐安龙

　　          中国药科大学校长 来茂德

　　访谈主持：中国教育报高教周刊主编唐景莉

公开选拔大学校长，就是要更加民主、科学

　　主持人：今天是3月3日，两会来了。我是中国教育报高教职教中心主任兼高教周刊主编唐景莉。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PG电子网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三位公选校长，畅谈公开选拔校长的体会。这三位嘉宾是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张欣欣、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中国药科大学校长来茂德。欢迎三位校长!

　　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三位校长，是继2011年12月份首次全球公选直属高校校长之后教育部的又一次重大的举措，在刚刚颁布的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中也指出，扩大公开选拔校长的试点。

　　对这次公选校长改革，三位公选校长有什么样的看法？

　　张欣欣：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访谈，首先这次我们三个学校公选校长是教育部对我们高等学校干部选拔的一个改革。公选，就是要更加公开民主、科学。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对于候选人来说等于是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舞台，让我们有地方能够交流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对于学校管理的看法。同时我认为对学校和学校的师生这个层面来说，也是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也是学校的教师学生干部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不仅要选出自己认为合适的校长，同时也要参与制定学校的发展思路等等这样一些事情，那么我想对于教育部和学校这个层面来说，那么公选校长实际上是扩大了教育部和学校选拔干部的视野，增加了这样的一个途径，那么我想同时也会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能够提高所选干部的质量。

　　来茂德：这一次的公开选拔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很好的模式。教育部在我们这些学校进行试点，至少给我们一个信号，大学校长可能并不仅仅靠任命，现在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来选拔，比较好的来选择大学的校长。我想可能通过这样的试点，提示公开选拔可能是以后中国高校校长选拔的趋势，通过不断的探索和积累经验，为进一步扩大高校校长的选拔提供一个很好的模式，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徐安龙：前面两位校长谈得很好，我觉得公选校长最好的一点在于它能够让参与公选的大学的广大师生能够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时机和方式，这对于新备选校长领导的威信和他的凝聚力非常有用。因为是通过这种方式选举的校长，很大程度上如果不得到广大师生认可也很难在这个上面走下去，这样对于未来凝聚大学师生的人心，领导学校向前迈进是非常好的一面。第二，公选的校长很好地体现了教育部党组的执政能力，表现出有信心来做好这件事，放在这么一个大众的舆论下，包括媒体和网络，这是高等教育改革一个勇气和能力的体现，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至少老师认可，当然未来工作能不能认可要靠实践检验。但是现在至少老师们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这是第二个感受。第三个感受是，公选校长人才资源配置多了很多渠道，原来领导干部或人事领导视野里不一定知道选到什么人会更好，通过公选会看到哪个人更加合适领导这个学校。通过公选广开了备选校长人选的渠道，这个对未来寻找到更好的大学校长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这是我个人的三个感受。

既是执政能力的体现，也是广开才路的体现

　　主持人：教育部的一号文件发布了这样一个信号，要扩大公选校长的试点，它是教育部执政能力的体现，也是广开言路，广开才路的体现，公选校长改革和举措表现出比以往更加开放的姿态，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产生影响，公开选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改变了我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组织任命为特征的干部制度。那么校长岗位首先是个人的一个主动选择，请三位校长谈一谈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张欣欣：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一个原因，也是非常主要的原因。我在那天面试的时候我也讲到了，我是77级的学生，我的本科学习就是在北京钢铁学院完成的，也就是我们北京科技大学的前身。所以我说，我参与这次公选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是北科大的学生，在这个时候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为母校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学校改名称为北京科技大学以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学生给我们起了一个别称，把我们叫做贝壳（北科谐音），我们网上也有很多类似贝壳这个贝壳那个的，我在20分钟的面试的时候，我在这时候说我是一个贝壳，并且我这个贝壳就在海淀区八大学院这片海边的一个贝壳，所以我有机会一定要为学校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茂德：实话实说吧，我是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信息，开始没有引起我的兴趣。过了几天以后我们浙大的金书记（音）找我谈话，我们两个人交流了很多，他觉得我应该去竞聘，应该去参与这项改革。后来我也征求了我家里人的意见，我夫人的意见，换学校要离开杭州，家里人不反对也不支持，你愿意去就去竞聘吧。最后我还是决定了去参加竞聘中国药科大学的校长。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中国药科大学在药学的人才培养方面和科学研究方面是国内最好的一个学校，它有很长的历史，这样一个学校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假如说你想做一些事情的话是有可能的；另外，我们这一代人，刚刚张校长讲是77级，我也是77级，这一代人是拿了国家的助学金培养出来，以后又去出国深造，出国深造以后我也是比较早的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在业务上面的发展，以后又在行政岗位上面担任了十六七年行政管理工作。所以我觉得接受这个挑战，在这个平台上面能够做一些工作，也许可能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二个想法就是公选校长是一个改革，改革要往前面推进，要成功，我觉得应该要有更多人去参与。我们作为大学的校领导，教育部这样一种改革我们应该有这种义务和责任积极参与，参与的人越多，改革越有可能成功。你去参与这个活动本身也是对这个改革活动的一种支持，所以基于这样两个考虑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去参加应聘大学校长。

　　徐安龙：我参加这个应聘是基于几点，首先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从小身体不好，得到一个老中医的救治，在我童年记忆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关于中医，特别是中医药的医术以及悬壶济世的精神，影响了我一生的追求，因此我的学术生涯有许多节点与中医有一点关系，我自己做的学术里面也有一部分跟中医药有关。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这一生中与中医药有不解之缘。第二个是这个学校是让我非常敬仰的大学，是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龙头，也是教育部唯一直属的中医药大学。我过去跟这个学校的学者、学生有接触，觉得这里的人素质很高，值得我共事，我觉得能够来这里参加竞选是荣幸。第三个是圈内同行鼓励我，我自己也跟行内顶尖的专家沟通，他们表示愿意推荐我，因此我是专家推荐的。在他们推荐的过程中，与行内顶尖专家沟通交谈，越谈越觉得，这也许是我自己实现儿时梦想的机会，至少为中国的中医药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这就是我当时参与公选的心理历程，这个也得到了家里的支持。我都跟他们沟通过这个事情，他们也支持我不远千里从广州来到北京，还是比较长距离的一个改变。但是到现在为止感觉这个决定还是值得去努力的。

公选要求长期积累，不能靠临时抱佛脚

　　主持人：公选的过程一定是一个特别难忘的过程，三位校长也都经历了面试、面谈、民意测验、组织考察等过程，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选拔的体会？

　　张欣欣：感受最深的是我们学校公选会是8点开始，候选人8点半就被请到一个屋里，手机也收走了，与外界没有了联系。我抽到最后一个，所以从7点半开始一直等到11点，这三个半小时很难熬。一方面是三个半小时还有点时间准备准备讲什么，一边准备讲什么一边想可能是什么问题，准备也准备不好，思考问题也思考不好，反正那个状态是一个很纠结的状态，这个就很难忘，也特别理解。我不了解其他两位学校情况，我们是校内直播的，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一定是要这样的。

　　答辩过程当中很有意思，台底下都是我们学校自己的老师，因为我是本校的副校长，参与公选。所以我对学校老师，包括退休的领导，现任领导都非常熟悉。但是上午面试给我提的一个问题让我印象非常深。实际上那个问题就是考我们的知识面，考我们对高等教育、高教法的熟悉程度。这个问题，我印象比较深的。下午还有30分钟的面试，这30分钟面试就比较厉害了，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不让我们喘气，给你提一个问题马上回答，不要讲虚的，你就回答对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措施。上午还好回答，三个问题还让我们准备准备。当然了这个我是形容，像挖坑，不让喘气都是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说出来，但是实际上对我们自己确实是一个锻炼。考验了我们对高等学校，尤其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规律，对高校内部的管理，以及对国家高校的发展趋势的一个熟悉程度。

　　来茂德：我的感觉跟张校长感觉差不多，因为我们三个人的过程也都差不多。第一个印象就是感觉做得非常认真，我们中国药大的应聘前面是北科大，北中医，最后搞中国药大。晚上8点钟大家先去听怎么搞，按照姓氏笔划抽了个五号，最晚一个，意味着整个上午都要坐在那里。我们7点半集体出发了以后到一个房间里，我们五个人“关”在这个地方，手机拿掉，电脑也不能用，你可以看书，也没心思看。最后轮到我开始已经差不多12点了，结束时已下午1点。这个过程做得是真的非常认真，连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我们除了正规的考试以外，自己也没有经历过，印象还是非常深的。

　　第二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五个候选人前面的20分钟你自己去准备好了表现你自己，还有半个小时三个人的问题是一样的，放在计算机台上，也不让你联系。这三个问题都是一样的，有一个好处事先大家都不知道，这样评委、师生可以了解一下你这个候选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因为三个学校的问题据说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考评委员会临时根据这个学校特色来定的，前面也没办法准备，主要看应急反应，允许讲半个小时时间用完了不问问题，下午组长副组长跟我们谈半个小时。做的还是非常认真，还是有很多的感触。

　　第三个感受是这次大学校长公选的组织工作应该是高效的，我们中国药科大学面试12月31号，我担任校长是1月29号，前前后后一个月的时间还包括了一个星期的公示，所以教育部的组织是非常有效的，这么短的时间要把各种各样的工作做好也是不容易，这样的试点工作能够积累一些经验为以后推广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徐安龙：对我来说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整个礼堂坐满了人。当时挑了三个问题，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原来想到的问题是大学管理。我们北中医提的题目有一个是中医药怎么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中医不仅是医术的问题，还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拿到这个问题，我还想怎么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没有准备。好在我平时喜欢读一些中医药的书，最难的问题我就放在最后，先回答简单的，然后慢慢进入角色，这个确实对我是一个挑战，所以公选实际上是要求长期积累，不能靠临时抱佛脚，你不知道会提什么问题，对很多问题的回答是基于人生过程的积累，没有标准的答案。这个是我感受比较深的。

　　下午是与专家委员的面谈，这次专家提的问题就比较直接。我就感觉到，我们组里的专家，南京大学的老书记，还有中国医科院的专家给我们提的问题让我比较难忘，主要是从关爱我的角度以及教育问题。张伯礼院士是跟我探讨了一些关于中医药的发展。因为我并不是这个圈内的人，但是他想知道我以后领导这个学校会有什么想法。过去也是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我希望我的回答能使张院士满意。整个过程中，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主要是平时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长期积累经验。参加公选是检验综合素质，各方面的能力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主持人：两位幸运数字是5号，您的幸运数字是几号？

　　徐安龙：2号。

本校任职和跨校任职各有优势，最重要的是不是最适合这个岗位

　　主持人：这次公选也很有兴趣观测到一个现象，除了我们张校长是本校产生的，另外两位都是跨校产生的，您各位谈到了自己和学校的不解之缘，如何理解跨校的任职，和本校的任职优劣在哪里？

　　来茂德：我觉得本校任职和跨校任职各有优势，各有相对不足的地方。但是这个过程应该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校的同志对学校的历史都了解的很清楚，我们外校进去的，现在还是一个学生，需要对这个学校进行很好的了解。我也相信给我们一定时间以后我们会很快融入到这个群体中去，也会很快融入到这个学校的文化当中去，不同学校的文化一定有差异。比如我去了以后大概两个多星期我就体会到不同学校文化的差异。这些文化的差异没有好坏，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校的传统，我们必须很快融入到这个学校文化当中去。所以我觉得校内和校外优劣只是一个相对比较短暂的，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大家很快会适应。

　　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开始谈的问题，这种选拔机制能够给师生，能够给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提供一个更大的选人视野和更多的选人机会，可谓“广开才路”。我们可以是本校产生的同志，也可以是外校进来的。经过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考核以后选择一个认为可能更合适的人，我们也只能讲可能更合适。因为这次评委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中国药科大学当时参加的评委是23个人，再加上中层干部以上，校友代表，学生代表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式，需要校内同志和校外同志很快适应新的岗位，大家一起把学校往前面推进。

　　徐安龙：公选是面向全球，可能有更多的候选人，这肯定是一个好处。我个人觉得，同校跟异校任职没什么差异，最重要的问题是候选人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我是觉得异地学校也不能说都是优点，也不能说都是缺点。异地学校会给现有学校的工作方式方法带来新的元素，新的不一定都是好。老的学校有现成的好东西，新的校长没必要去改变它，都应该保留这个学校好的东西，发现需要求变的方向，新校长再去推动。不管是同校异校，这样的决定都应该下到基层调查。来自同校的新校长，更容易了解情况。我上任后，要用很多时间到下面走访，不仅要跟中层干部谈工作，而且还要跟师生谈，你才能知道这个学校哪些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然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推出新校长的施政方针。

　　张欣欣：我非常同意来校长和徐校长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校选择和异校选择没什么太大差别，但是高等学校是有它自己特点的一个组织。第一个就是每个学校有自己的文化，同校还是异校都会认同一点，就是对一个学校的文化传承应该有一个认同，同校的接受这个认同就更容易一点，像我就是北科大培养出来的，我已经融入到北科大的这种文化里边去了。但是还有一个办学思路一个是传承过去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要有拓展。这个外校来的还是有一定优势的，至少它可以把他所在学校好的做法，新的做法带到这个学校里来，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关键是要选好人，选对人，并且这一个标准就是认不认同对一个学校的文化要传承。

　公选校长，意味着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迈出关键一步

　　主持人：融入这所大学，不管是任职的校长来自本校还是异校，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关于大学校长遴选有很多讨论，我们大学校长是有学术背景的CEO，也有人认为大学校长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许多人认为公选校长意味着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那么我们想问三位校长，你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大学校长角色，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当中我们有怎样的思考？

　　张欣欣：我说一点具体的事。在我们三个学校之前实际上教育部已经任命了一批学的校长，并且在任命学校的校长里，有的校长在就职的时候提出了承诺“三不”，有的校长就职的时候承诺了“四不”。巧得很，我们面试的时候三个问题之一就有这个，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更巧的是，我在我的表述里边最后的一个PPT，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像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及教育部正中承诺我要做到“三不”，第一个就是如果我被选择做了校长，那么我在职期间不再招收新的研究生。第二就是不再申请新的科研项目，第三就是我在职期间不考虑申报院士，这是我承诺了的。我在开展工作以后我也对一些副校长，副书记，也对下面的一些老师谈话的时候说了，说希望老师我的助手们监督我，万一有一天我把这个忘了你们要提醒我。我承诺的“三不”，差一个不申报奖励，包括教学奖、科研奖。当初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下边就有评委说，你为什么承诺“三不”，而不承诺“四不”。我说我之所以不承诺不申报奖励，是因为科学技术奖也好，教学成果奖也好它都是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积累，这一个项目是做了很长时间，少则三到五年，多则十几年，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那么如果是因为我个人任职的原因，这样的积累不去申报成果，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第二个，如果在这样的成果当中我确实起到了相应的作用，而申报成果的时候我又不在里面署名，这也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所以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对校长职业化怎么认识，我就说了这个。据我看好像遴选委员会的都点头了。

　　来茂德：我对您刚刚提的职业化问题谈一些想法吧。我们各界，包括我们的媒体，我们对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也有比较多的讨论，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讲两点，第一我先不讨论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问题。大学校长是一校之长，一个大学，特别是像我们中国的大学规模已经都非常大，毕竟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校长去决策。所以作为这个大学校长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大学校长的管理当中去，这个我觉得是应该的，否则你对大学的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大学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这样一个考虑，现在媒体也好，大众也好，包括教学行政管理部门也好，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希望把大学校长精力放在大学校长的管理上，而不是去做相关的专业业务。从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来看，大学校长绝大多数情况下首先是一个学者。这样他（她）才可能会更加好的理解什么是大学，大学校长应该怎么做。这是我对校长的第一个理解，校长精力放在管理上面，这个是大家都会形成的一个共识。

　　刚才讲了第一个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管理当中去，大家都会有这个要求。第二个问题回到职业化的问题，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并不简单等同于大学校长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大学的管理上去，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有各种环境的因素，有各种体制机制因素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讲大学校长要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学校的管理，用在学校的发展上去，并不等于这个就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当然我们讲从副校长转换为校长角色转换得好，也许是我们以后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的一个萌芽状态，大学校长职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有环境能够保障它，体制机制上面也要去保障它。这样才能够真正比较好的走到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阶段。

　　徐安龙：您刚才提到的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整个教育体制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不是一个大学校长的表态和承诺能做得到的。我当时也面临着困惑，刚才张校长讲到的承诺，我跟评审委员会说，我不做承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承诺是承诺到什么程度。什么是大学校长？如果大学校长一点学术活动都不参加，怎么带领这个学校参与学术活动？有的科研项目是校长申请才能拿到，才能给学校带来资源。如果不参与科研，这不是影响学校吗？所以要不要做这个承诺，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校长是不是真正全心全意投入到学校管理里去。第二，校长绝对不应该跟在校老师竞争学术资源。一把手权力很大，这对老师是不公平的。第三，有指标性的项目，在个人利益跟集体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一定要回避。我当时的承诺是，第一我要全身心的投入，第二我还是会有我的学术活动。比如说，我参与2011的评审，我是作为专家去的。通过项目评审，我就能知道向好的学校学习，就知道自己学校的协同创新怎么做，就知道这个事情对学校是不是有用，知道回到学校怎么去组织此类活动。我们大学的师生是希望校长不仅要全身心投入，而且希望校长是有成就的学者，如果大学校长连学术一点都不做的话，从某种意义来说他自己也会慢慢跟学者的氛围脱节，对学校发展也不一定最有利。另外，达到国外的职业化程度是很难的，不是大学校长本人意愿可以做到的，还有国家的制度不同，等等。

　　所以我觉得各个大学的大学校长，最重要的不在于要有统一的格式承诺，关键是大学的美丽就在于多样化，也在于校长的多样化，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这不是衡量大学校长的标准问题。衡量的标准是：第一能不能全身心的投入，第二是不是以公心领导大学发展，第三是不是给师生创造一个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更好天地。

我们要确保把当好校长作为最重要的使命

　　主持人：我们讨论职业化首先是要求校长心无旁鹜全身心投入管理，第二校长还是应当保持学术的地位，第三不与老师争夺学术的资源。归根到底，不管是不是有“三不”、“四不”的承诺，我们要确保把校长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大家很关心三位校长上任以后的施政纲领是什么样的？

　　张欣欣：谈不到施政纲领，只不过是一些思路。我在北科大工作了很多年了，毕业30多年了。做副校长也八年了，我还认真思考过，也跟很多人交流过。作为校长来说，在中国要办好一个学校有很多因素，我想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关于办学思路，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你作为校长，那么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办学思路，第二个你有了好的思路一定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让你去能够实现你的一些想法，否则你有很好的想法，最后限于各种各样的条件和环境你实现不了，那么你这个也是不行的。第三个要素我认为是内部管理，你有很好的思路，内部管理不到位，每一件事只做到60%、80%，长期以往效率就非常低了。这三个要素是非常关键的。

　　办学思路实际上并不难，我们刚才谈到大学文化，谈到学校的传承，这么多年在教育部的带领下各个学校都是特别注意挖掘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并且我们各个学校都已经完成了我们学校的战略发展规划和“十二五”发展规划，这些都做完了。我们把这些规划拿来看一看，实际上这些规划做得都是非常好的。办学思路一定要有一个传承，不能说我一上来以前全都不要了，全都推翻重来，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尤其是大学。所以办学思路有一部分是要传承的，同时还有一部分就是要拓展，要创新。这个也不仅仅取决于校长本人，校长当然可以有自己各种各样的思路，但是我们学校的领导毕竟还是一个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那么这些大的思路的决策还有党委领导这么一个集体领导管着，所以办学思路这一件事是不会出问题。

　　我们再说内部管理，内部管理可能有各种各样，对于一个校长来说，他的管理作风是和他自己性格相关的。那么我是北方人，北方人是比较粗，南方人比较细。所以我在班子里这样讲，学校内部管理主要是靠班子的其他同志，靠大家，大家把自己分管的都到位了，在党委的领导下，把自己分管的各个工作都管到位，内部管理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在总的思路下管理到位就可以。外部环境现在主要是资源，我们大家有211也好，985也好，现在的2011协同创新也好，各个学校之所以如此重视，主要是要争取一个办学资源的问题，你没有这些资源，学校的发展何从谈起。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校长更要注重抓外部环境，抓外部资源。所以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多往外跑一跑，内部的事交给其他的同志们，不是纲领，就是一点想法。

　　来茂德：我跟张校长还是有些不一样，就我来讲，我现在没有施政纲领。我对这做一个解释，因为我是刚刚去的，我办学的理念肯定有，但是你有理念要能够很好的实施，必须要与学校的实际相结合。在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刚刚张校长讲我非常同意，一个学校的发展有它的文化，一个新校长去了以后，一定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一定有这样一个过程，不会讲一个新的校长上来把以前的全部推翻以后就变成你的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一定是继承与创新。所以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新人，必须要把药大的一些情况了解清楚，要倾听师生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后，与我们的一些想法能够结合起来，能够形成我在未来施政的一些措施。当然我在1月29号宣布我担任中国药科大学校长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表态，除了我对药科大学的认识，最后一部分表态怎么样做药科大学的校长，我重点讲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觉得强调我们要正确认识变革。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最近差不多20年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都离不开变。所以改革和创新这个过程应该讲是我们国家未来一段时间的主题，包括我们的学校，高等教育发展。李克强副总理讲改革是我们以后最大的红利，我们应该要有这个意识，大家在有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往前面前行。

　　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是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和学校发展要有忧患意识，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自于世界高等教育对我们的竞争，这个必须我们面对。同时我们中国药科大学，必须要面对同类同性质学校跟你的竞争。在这样一个竞争环境下面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必须要努力去奋斗，不进则退，这是一个规律。假如我们躺在历史的功劳薄上自娱自乐，总有一天我们会落到人家后面去。所以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应该，也必须要很好的去面对，很好往前面走。至于学校的改革发展，三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第一个肯定是人才，人才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学生，一个是我们的老师。假如我们有高水平师资这个一定是好的，作为一个任何大学长都会管住这个问题。第二个我们要吸引最好的学生到我们这里来，假如学生第一选择是中国药大，我们这个学校是成功的。第二个是科学研究，一个学校要做到高水平，必须要有非常强的科研研究，一方面可以提高我们的学校办学水平，另一方面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这方面也必须往前推进。第三个问题，要把教学科研水平搞上去，还有很重要体制机制上面保障它。所以我们必须要改革体制，有利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为国家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必须要营造一个勤奋向上的氛围。我当时应聘的时候最后一张PPT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中国药科大学氛围营造成一个“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生态环境，这样我们学校才会不断往前发展。

　　徐安龙：现在刚刚上任，提出施政纲领是不现实的。在三位校长之中，我是一个非中医专业的人去领导北中医，他们两位都是本专业的，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出施政纲领是不现实的。但是我在这短短的一两个月，对这个学校也是做了深刻功课研究的。我们学校也开了一次务虚会，安排了我的一个讲话。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所有的中层干部，书记要我讲讲关于学校的一些想法。我找到我们的书记沟通说，我现在还没调研完，难以讲好。我的书记很好，鼓励我“你讲什么都行，你就只管讲。讲的对，大家一起来做，讲的不对再一起讨论。”书记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你可以讲半个小时。后来我讲了一些我对校长职务的理解，我讲了八个字“人心向学，传承创新”。先从后面四个字讲，北中医是非常有传统的一个大学，是建国以来最早建立的中医药大学之一，出了很多名家。传承是这个学校最应该做的事之一。当然，各个学校都有自己优秀的传统，作为一个新的校长不管他多么能干，这个好的东西没必要去改的，应该传承下来，这是我要坚持的。同时另外一个传承，不是管理的传承，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医药事业的传承。我们中医药有那么多经典著作，我感觉这么多年中医药教育中对经典的重视还有待加强。在公选面试时，张伯礼院士问了我一个问题，怎么办学？我说：“更加经典，更加现代。”经典就是让师生勤读经典，你连中医经典都不了解怎么去创新，怎么弘扬我们祖先的瑰宝。至于大学的创新是自然的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生命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新技术日新月异，都可以被用在中医药研究的创新上来。同时我专门用了很长的时间讲“人心向学”，我详细说了六个“学”。人心首先要向着学生，办大学第一是培养人才，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行政干部和老师心里装着学生，做每一件事，都要从学生出发，都要更利于学生的成长。第二个是向着学者学人，包括老教师和青年教师。大学的去行政化不在于去级别，而在于去官僚作风的行政化。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干部为老师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心里向着学者，就会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让老师们少跑路，少填表，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教学与科研。第三个是向着学术，中医学术有很多流派，流派之间有不同的观点，要有包容的学风，要有宽容的学术氛围。第四个“学”是学科，大学一定要重视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第五个“学”是学风问题，这不仅是做学问本身要实事求是，更重要的是怎么合理使用科研经费，用好纳税人的钱，这是大学学风必须要抓的一件事。第六个“学”是学校，我希望所有北中医人和校友心里装着学校和母校。讲话结束以后，我的书记说讲得不错，可以将“人心向学”写到教代会工作报告里面去。

对于校长来讲，海外经历意味着视野的开阔

　　主持人：三位校长经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海归博士。张校长是法国洛林理工学院的博士，徐校长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来校长是联邦德国吕贝克医科大学的博士。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讲，海外经历意味着什么？

　　张欣欣：一下子讲全面也不可能，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这些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得我们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这一点对于我们父辈来说是不可能的。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在法国呆了六年，读了博士，做博士后。六年可以说是对一个文化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也坦白说，受法国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包括生活习惯。我现在毛病养成了，好的学的不多，每天得喝两杯咖啡，不喝咖啡就没精神，这也是一个毛病。

　　但是这个东西是潜移默化的，怎么把它说出来也很难说清楚，但是这个东西无论你是一个校长，还是一个人，你了解了不同的文化对于你做学问，对于你做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既使是对一个孩子，如果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海外的文化，那么对于他的求学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要说很全面不好说，但是我体会很深就是对一个文化的认识，对一个文化的了解，反过来你又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在我身上可以这么说，既有中华民族文化这个根，同时我承认我接受了法兰西文化对我的影响，这个是非常有益的，直说是非常有益的。

　　来茂德：刚刚张校长已经讲的比较多了，您提这个问题海外经历对我们这辈人，当时去海外学习拿学位还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假如说我们下一辈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也同意张校长的意见。你去海外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传递，另外一个毕竟你去看得多了，视野也开阔了，考虑问题你想问题可能都想一个为什么，多考虑一个其他的可能。所以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话，国际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两个理由，第一个是我们整个经济的全球化，我们都期望我们的学校能够发展得很好，我们的培养水平能够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也很高，这个情况下高等教育一定是国际化的，所以作为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国际视野，闭门造车一定是没有希望的。

　　第二个理由，尽管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也差不多接近20年左右的时间了。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科学研究的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但是我们的提高，我们的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并不是每一个学科都有差距，少数的学科我们是领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向人家学习。即使是你做的最好的学科，一个学校也要向人家学习。从这两个角度上讲，对于我们高等学校国际化是非常需要的，尽管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可能有些背离了你讲的这个问题，有海外背景的，中国大学里面的教授已经非常普遍，不是一个非常稀奇的问题。大学校长怎么引领我们大学国际化，使我们的水平更快提高。

　　主持人：海外经历可以让我们的更好的推进国际化。

　　来茂德：更好认识我们自己，包括张校长讲时间长了会影响到你的行为思维，尽管不会有很大的革命性改变。

　　徐安龙：在美国留学工作十年，这个经历对我人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感谢改革开放的政策。海外经历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在世界上，我们的专业领域哪个是最好的，类似的大学哪些是最好的，别人怎么办大学，怎么培养学生，怎么吸引著名的学者。可以了解到，美国大学的国际化，同一大学的教授是拿不同护照的人。海外经历一是扩大了我们办大学的视野。二是学会了包容，了解了什么是包容、公平、透明。这是对办一个好大学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在北中医竞选时提到包容文化，在国外好的大学里，哪怕有非常激烈的学术观点争论，也不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大家平时相处得非常好。允许学术观点的差异，就是包容文化。在大学还要重视公开透明。大学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老师们自己的意见能够有表达的渠道，希望了解学校重大决策的过程。第三个对大学责任的理解，大学的责任一个是培养人才，二是学术研究，三是服务社会。我在美国感觉大学服务社会体现得很好，虽然他们的口号不像我们那么多，但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他们做了很多，学校很多活动都体现了社会责任感。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应该融入到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去。海外经历有些东西是能帮助我们做好我们的工作。

　　对于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校长有什么样的期待？

　　主持人：教育部将进一步减少和严格规范政府对高等学校的行政审批，减少行政干预，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对于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三位校长有何期待？

　　张欣欣：刚做校长对自主权这个事体会还不深，一个大学校长他究竟有什么权力我还没什么体会，但是我做副校长是主管本科教学的，自主权这件事像我们这类直属院校来说，我们办学还是有一定自主权的。你比如本科最关键的就是办专业，办专业这件事基本上我们要提出一个申请办专业，报到教育部，教育部几乎没有不批。关于人才培养的改革，我们是工科院校，是工科比较强势的这种学校。所以我们参与了卓越工程师计划，我们再办这个计划的时候，有一些做法是根据我们对钢铁行业的理解，对冶金行业的理解，我们卓越工程师计划目标很明显，就是为钢铁行业培养工程师，高端的技术人才。我们有一些做法跟部里的提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其实部里高教司也并没有干预我们，在我们的一些办学方面，大学还是有一些自主权的。可能社会上对我们不是很了解，觉得什么事都是政府管的。当然我们也经常在抱怨说教育部不能是一个大的教务处，什么都管着。也有一些自主权是我们非常希望的。

　　我举个例子，比如关于研究生的录取，国外研究生怎么录取我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现在我们也在提倡导师要对研究生负责。但是这个学生并不是这个导师决定招进来的，是通过国家考试进来的，进来以后让你带也得带，不带也得带，这是学校给你的任务。责、权、利就没有得到完全的统一，国外就是自己给导师写信，导师一看你的经历很好，你来吧，来了考察考察你可以读我的博士了就可以读了。要想做到导师对研究生完全负责，那么就要放开导师对学生招生的权利，如果不放开这个权利怎么谈到责、权、利的统一。

　　我没有很好的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体会还不深。我只举这么一个例子。

　　来茂德：我也管理过教学工作。在离开浙江大学到中国药大之前，我负责管理浙江大学所有的教学工作，工作量很大。我同意张校长的观点，在教学领域，我们这类学校除了博士生招生名额自主招生名额等外（这部分名额由教育部控制），其他方面与教学、与人才培养有关的权利基本都在学校。学校设置一个专业，到教育部备案即可。所以，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在谈论自主权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相对性，不要绝对讲高校没有自主权。比如，研究生招生名额大家微词较多，我相信国家还会调整，通过一些创新举措，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会进一步提高，导师承担责任也逐步增加，责任增加的同时，导师的权利也会增加。美国的研究生招生制度是国家不控制招生指标，而是依据当年科研经费的多少决定招生人数。因此，随着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国地域差异很大、人口很多、大学生规模较大、但国家招生政策会有一个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新措施。

　　我大概几年以前，七八年以前与一个外国访问团谈论到高等教育改革时，我跟他半开玩笑说我们学校的校长权力既大又小。比如我要造一个新校区我可以贷款10亿甚至20亿，这么大的权力在发达国家里面是很难的。当然校长权力并不是校长本人，是校长的一个集体。以前我们有些政策上面，如对有些专业设置应该是校长自己对自己学校发展有一个考虑，应该由学校来决定，但不能自己决定。因为我们的高校多，学校大，完全放开以后，可能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对学生的就业会产生影响。所以国家通过宏观的调控，还是有利于整个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所以我们谈论高等教育自主权的时候要有相对性，并且还有历史观点来看当时的决策。我们不能现阶段来谈话十年以前的政策。

　　当然我相信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大学校长可以公选，以后国家政府部门会给大学校长赋予更多的办学范围应该有的“小”权力归结为大学校长。你原来有些权力，也许国家通过各种各样机制体制限制，你不应该有的倒又很“大”的权力。这个既大又小的问题也会逐步解决，校长自主权大好还是小好我们现在还没体会，有的时候也是各有利弊。

制定大学章程是学校2013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主持人：今年我们在教育部改革的一号文件也看到了教育部将加快大学章程的建设，进一步理顺大学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规范高校的办学行为。今年所有的试点高校都要制定章程。大学章程堪称大学的宪法，我们各校目前大学章程的制定情况怎么样，也请简要介绍一下。

　　张欣欣：大学章程是我们学校2013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坦白的说，我目前对大学章程的制定这件事心里还没太有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学校可以通过大学章程制定这么一件事情来实施我们学校管理机制和体制的改革，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教授治学的问题，我们一段时间提过教授治校，现在很好，又提到要教授治学，那么教授作为高等学校师资队伍金字塔塔尖上的这一群体，他们对学校的学术发展究竟应该起到什么作用，负到什么责任。在决策的过程当中他们应该对哪些事情要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和校长对大学的管理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大学章程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从内部来说。当然大学章程还要解决和政府和社会各团体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件事心里还没谱。

　　来茂德：对我个人来讲也没有太大把握，但是我讲几个我的想法。大学章程非常重要，制订章程也是我们学校今年的工作要点。一个大学长远，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章程，大家按章程办事。第二个我想表述的意思既然要按章程办事的话，那么这个章程的制定是比较难的，比较复杂的过程。所以要想我们大学章程能够制定好，学校发展能够按照大学章程行事的话，我们这个过程不是半年一年的过程，可能还要花更长时间能够把大学章程真正做好，真正有用。第三个概念，大学章程也类似于我们大学校长公选一样，公选必须试点，试点过程之后逐步工作做出来逐步往完善，大学章程不是今年提的，教育部老早提教育章程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也很难有一所学校敢讲我这个大学章程已经是非常完善，并且按照我的大学章程办事，好多学校前面几年已经开始制定这个大学章程，所以我觉得大学章程非常重要，但制订真正有用的章程，还需要有比较长的时间。

　　徐安龙：我们学校也是把大学章程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我也看了一下上届班子做的章程，做得很不错，我们现在正在根据教育部的意见进行修改。所以刚才来校长讲的，制定大学章程这件事，关键是在执行，中国有很多好的条例、法规，问题在于如何执行。制定好的章程，关键在于我们有多么大的强度和力度去严格执行这个章程，估计这是未来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如果谨慎的话先试点也许可能会比较好。如果一旦完全按像国外章程制度来进行的话，那还是有很多事情要解决，跟以往形成的惯例可能会形成冲突，因为在实践过程中才会发现问题。这肯定是高校改革的方向，但是怎么做更好说不清楚。只能通过探索才能稳妥。

网友提问

　　主持人：我们关于今天的采访在之前网上公布了，我们很多网友非常关注，也给三位校长提了很多具体的问题，也想请三位校长具体来回答。最左边徐校长开始，PG福运象财神药大学三附院的一个老师问，校长在医院调研时，围绕校训“厚德济生”，提出对医生道德方面的要求。请问校长将以何种举措加强医德建设？

　　徐安龙：我在我校三院的医疗表彰大会上讲的内容，是对所有的医务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厚德济生”这是我专门拿出来讲的。医者仁术，医生的道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培养的医生如果没有医德的话对国家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第一，我会用已经做得好的、医德高尚的老先生带年轻人。在北中医有很多医德高尚的医生，带着年轻人行医，通过师带徒融入医德教育。第二，在本科教学中，把医德教育作为学生素质培养的方向。第三，因为现在社会优质的医疗资源匮乏，专家门诊要满足那么多病人，医生很难与病人深入沟通。我当时讲，每一位医生每天回到家里要扪心自问，我们为老者诊病，是不是把他当作我们的父母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做医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我也谈到了改善硬件条件、增加看病的空间，改善看病的环境。在拥挤的环境下，怎么有好的心情面对病人。所以要改善硬件条件，要给医生提供比较好的环境，这是我们想采取的三个措施。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中医专业有其自身特点，要充分考虑如何对待中医问题。他说用什么标准衡量中医，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徐安龙：我是一个外行来领导北中医，但是我要求自己以一个谦虚的学生来这里。上任不到30天的时间，我调研了很多地方。我感觉到，中医确实是一个跟别的学科不一样的学科。中医内部本身学派和流派很多，学术观点也很多。所以对中医的判断，我认为：不管哪个学科，关键是要用同行的标准看，不能用科学研究的标准去判断中医。在我们调研过程中一个老中医讲的很好，看好病是最好的标准。我认为是对的。一个医生不管发表多少篇论文，看病不好也不是合格的医生。所以对北中医，特别是从事临床的，用这个标准衡量他们就是对的。但是行业，学派有专业领域的，任何学术的评价不一定用统一的标准，但是它的同行的标准应该是有的，所以应该用同行的标准去评价，而不能用行政手段评价，也不能外行评价，因此评价应该是多样化的。另外，为了让我尽快能进入做北中医校长的角色，我上任的时候就讲了一个观点，我来到这里做校长，首先是以学生的身份做校长，但是我希望尽快成为中医药同事的朋友，最后成为你们的知音和知己，成为你们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主持人：校长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怎么样加大力度？

　　徐安龙：在我刚才讲到的关于办学的一些想法里，我谈到“人学向学”。而第二个学就是学者。学者是三个层次，一个是尊敬和发挥老中医学者和学科带头人的引导作用，第二个是积极培养青年学者，第三个是引进国内外在学科里面最优秀的学者。在我们学校的人才基金里面，专门有一笔钱是来培养青年人才的，我们坚决不做“引进女婿，赶走郎”的事。我们既把老专家作用发挥好，引进高端人才，同时也重视青年人才，把他们培养好，这是学校的核心工作之一。

　　主持人：张校长我们关于今天的采访在网上发布之后，学有好多学生给您提问。一位网友提问要多把精力放在学生的身上，多与学生交流，也希望校长多关注民生，关注民生这块您有什么样的考虑？

　　张欣欣：高等学校有三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大功能人才培养是首位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我们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来实践对人才的培养，通过社会服务更贴近社会，以后为社会做贡献，中心都是为了人才培养。人才培养落脚点落在学生身上，所以一个大学校长必须要关注学生。如果要从国家需求来说也是这样，国家对高等学校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那么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刚刚恢复高考，大批学校恢复了，四年一批，现在高等学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们对国家最大的贡献还是人才，现在提出创新型国家，靠的是创新型人才，高等学校就要聚焦创新型人才怎么培养。所以从国家需求角度，校长心里还是要有学生的，必须要把学生放在首位。另外我们要从社会对学校的评价来讲，社会对学校的评价、学校的声誉怎么样，不仅是看你的科学研究水平怎么样，最终还是要靠你这个学校培养了什么人，这些人对学校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对国家的发展，甚至到更大的对人类的发展有什么贡献，这个是对高等学校最高的评价。美国的一些学校，象哈佛都号称自己培养了多少位美国总统，也是以这个为荣，哈佛大学历史上肯定出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最终还是培养了多少美国总统。

　　所以我在我们面试的时候也说了，我跟来校长一样长期管教学。我就说学生的事在教务部门都是大事，一个教务管理人员，他每天所处理的事是他年年、月月都要处理的，恨不得天天都要处理，比如学籍管理，时间长了他就会麻木，这些事他天天处理，都是小事。但是这个事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有一门课成绩登错了，对于那个学生那说就是天大的事，有可能这一门学分拿不到就毕业不了，拿不到学位，找不到工作，一系列的事情。所以我说我们对于教务口来说，学生的事每一件事都是大事。咱们管这个事，刚才徐校长说的，仁心向学有六个，一个是学生。你就假设学生是自己的孩子，有一门课成绩弄错了，你着不着急。所以校长心中要有学生，同时校长要告诉自己的老师，告诉自己的员工让大家心中都有学生，这个学校才能办好。

　　还有一句话就是今天校长心中有学生，明天校长心中才会有学校。

　　主持人：第二个网友提问今年我们搞了学科排名，在一月底的时候宣传都很关注。今年的学科综合评估冶金排名下降一名，请问张校长有什么样的看法，冶金也是我们的王牌。

　　张欣欣：这个问题提的是太给力了。教育部如火如荼做公选的时候，教育部学科评估结果公布了。首先这么说，这次评估参与学校的面比以前的历次评估都广。我也问了我们几个学科的院长、比较知名的教授，学科地位比较高的教授。我说你们自己的感觉，咱们的评估结果是不是客观的，回答是基本客观。他说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这个学科，某某学科在全国的排位差不多，应该是这样。这就说明这个结果基本上是客观的，但是主持人刚才说了冶金学科确实是我们的王牌学科，历次评估我们都是第一，并且还有一定的优势。这次我们冶金学科第二，学校上上下下都很震动，我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我现在虽然是搞能源的，热能的，但是我出身是冶金系，我上的本科是在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念的书，所以现在的冶金系是现在冶金学院的前身。所以我还是经常参与冶金系各种活动，现在我们来分析，我们认为这件事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管的原因。客观的原因这么说，我们冶金学科目前是以钢铁就是黑色冶金为主了。而我们国家现在确实是钢铁大国了，我们的产能有七八亿吨，去年我们的钢产量占世界钢产量的46点几，这是全球第一个。无疑我们是一个钢铁大国，但是近年来由于原材料等原因，比如我们的钢铁原材料50%靠进口，原材料涨价涨的非常厉害，这是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目前我们钢铁行业遇到了一些困难，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学科和行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行业遇到困难也影响了我们的学科，我们学校为企业、为社会提供服务，提供技术服务，从企业来的科研经费去年已经有比较大的下滑了，这个主要是受行业困难的影响。我认为这是客观原因。我认为任何一个学校，他的学科建设，特别是对工科来说，它和行业没关系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主管的原因，是说我们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冶金学科一直没有定论，我们的发展方向到底该是什么。是集中精力做我的钢铁，还是进一步拓展，还是继续保持我们和企业有密切联系的优势，还是我们既保持这个优势，同时又要加强我们的基础研究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好。我们没解决好，我们就要受到惩罚。正是因为这个，我们今年学校要展开一次关于学科建设的讨论，这个讨论就是对照评估结果找出我们学科建设的弱势项目，针对这些弱势项目，搞好五年或者十年的建设规划。我提的要求，我说下一次学科评估你们一定要把第一拿回来。这个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夺冠的这件事永远都是被重视的，还是要把第一拿回来。

　　主持人：还有一个网友提问，他说张校长何时开通微博，我非常想关注张校长的动态，希望与您交流。

　　张欣欣：微博这件事我个人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微博的。

　　来茂德：我也没有。

　　张欣欣：我的研究团队，包括我的研究生，他们有一个QQ群之类的，给我也弄了一个，但我基本上也不去，我还是古老的通讯方式，打电话和发短信。新潮的我都没做，原因就是时间的问题，精力有限。网络媒体现在发展太快，我感觉有些跟不上。但是宣布了我当校长以后，我感觉是要考虑开一个微博，确实考虑这事了，直觉告诉我要开，但是我的习惯也是这样，这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因为开微博，我还没判断出对不对。开微博可能主要面对的是年轻的学生，所以我要把我们宣传部、学生处，研究生处，团委的部门老师、领导找在一起，帮我出出主意，一个是帮我决策一下开不开，第二个帮我咨询，开了以后怎么管理。当我有了好的管理办法，我一定要开，毕竟我认为它是一个现代年轻学生们喜欢的沟通方式，我们一定要利用。因为我们现在信息量特别大，缺乏有效的沟通，这也是作为校长心中有没有学生的一个标准。

　　主持人：还有三个问题也问来校长。有一个老师问，在未来的国家医药产业和药物研发过程中，中国药科大学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来茂德：我作为一个校长我期望我们中国药科大学在国家未来的药物研发当中能够扮演一个“发动机”的角色，因为中国药科大学是一个特色非常鲜明的学校，当然我们有理工文经管的专业，但这些专业所有都是围绕新药的研发，以及以后医药工业发展所展开的，所以我希望中国药科大学以后在国家制药工业以及药物发展过程当中起到发动机的角色。

　　我们都知道一个新药的研发不是说今天研发就研发了，按照国际的惯例一个新药的上市要花10-15年的时间。我们以前都讲做学问要坐冷板凳，我说搞新药研发要坐老虎凳，一定要在艰苦的环境下不断努力。中国药科大学76年多的办学过程当中对国家的医药工业产生过很大的贡献，不光是培养了各类人才，包括企业，包括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等等，还有这些人才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科研成果也争过全国一等奖。据说江苏省的医药产值已经是全国第一，这个全国第一与江苏的产业政策、江苏整个环境有关系，也许与中国药科大学做的贡献有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假如说我们13多亿人口的吃药问题还是都让外国人给你解决的话，我们恐怕还不能说我们是一个强国。单从上述这句话来体会，我们在药人才培养，药物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任重道远。所以希望我们药科大学能够肩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老百姓的健康问题能够发挥我们应该有的贡献。

　　主持人：还有一个学生给您提的问题，说以您的成长经历看，年轻人最需要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来茂德：这个问题拓展去讲，可以讲的很大。但是我把复杂问题可以简单化，依据我的经历来讲一个人要成长的比较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素质，第一个人品要好，所有以成大事者一般这个人总体素质高，总体的品行好。为什么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出来我们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在大学的人才培养当中，社会责任感，创新实践精神和能力三个方面，把社会责任感放到前面。所以我觉得一个大学生，一个社会的人才要有基本的社会责任，要有担当。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大事，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最基本的素质。

　　第二个是勤奋，假如说你不勤奋的话，你再有很好的天资也是空的。我理解一个人成功，我讲这个成功是指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个人理解成功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勤奋，第二个天资，第三个机遇。三者中勤奋是最最重要的，勤奋也是人家看上你有希望的基本的表象，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其普遍意义。从学生培养角度来讲，也要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往前面走，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光辉的顶点。所以最基本的两个素质一个是人品，一个是勤奋。

　　主持人：第三个问题是来校长是如何理解我校的校训的？

　　来茂德：我是刚去中国药科大学的，还需要进一步学习。药大建于1936年，一开始就是四年制的药学本专科，在建校初期就定下了“精业济群”这个校训。我还没查到原始对校训的解释，我通过近期学校的接触了解，我对校训的理解大概八个字，“勤勉工作，造福百姓”。我们的先人希望我们药大人能够勤奋敬业的工作，药物研究当中，精益求精做出出色的工作，造福老百姓，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健康水平。我的理解也不一定对，随着我对药大更深入的了解，更好的关注，我对校训的内涵会有进一步深入的了解。我希望我们很好发掘我们的校训的精神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它的内涵。

　　主持人：感谢三位校长今天做客我们的《中国教育报》，做客我们的中国教育PG电子网，公选校长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制度变革，今年教育部的一号文件也提出要扩大公选校长的试点.今天三位校长的讨论,让我们对未来进一步扩大试点有了充分的信心!本次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