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李庆业老师整整十年，在这十年中，受其教诲，获益良多。今年8月25日是李庆业老师去世周年忌日，时临教师节，更是心怀感恩，时时追忆。

李庆业老师走了，带着他满腔的才华和悲天悯人之心。在追随老师学习的岁月里，老师以自己的言行，为我们阐释着为人、为学的道理。李庆业老师在学术上以其“处方法”著称，提倡以法统方，其以处方法为核心提纲挈领式地讲解方剂学原理的教学方法，对我影响至深。2005年，李老师开始带领我一起为硕士班讲授中医处方学，一年后就交由我单独执教，这一信任大大锻炼和提高了我的教学能力。我在教学上的点滴进步，与李老师的悉心栽培是分不开的。

在跟随李庆业先生在京西八大处的西黄村出诊的日子里，我目睹了一个从村卫生院发展起来的社区医院的兴旺，这里曾洒下老师二十五年参与筹划与建设的心血和汗水。不计诊费低廉，不顾路途颠簸，只为了等候在诊室外的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李老师每周出诊风雨无阻。名利于老师大概是身外之物，我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在那里，我们有机会见到很多复杂病例和老师针药并用的专长。作为方剂大家，李庆业老师组方之精妙自不必说，他有一种神奇的“电气功”疗法。这是一种通过运用气功对常压电流产生阻抗的奇异能力，使自身如同可变电阻，对电压和电流进行实时调节。我第一次跟李老师出诊的时候，他就演示给我看。记得他当时一手握住连接室内电源的铜质手柄，另一手点按在我的穴位上，我清晰地感受得到一种类似电针的麻痛和放射感，这种感觉凭借他意念的变化产生波动。由于电气功疗法渗透力强，对很多疾病疗效甚佳，许多患者如获至宝。看着老师凭奇人奇术救人于疾苦，我们望尘莫及。此外，李老师使用普通针灸的频率极高，其独特的取穴方法，同样使学生们受益无穷，认清了针药并用的好疗效。

然而，所有这些神奇的禀赋和济世之情都在一条短信的到来后，永远地成为了追忆。

去年8月25日，我在旧金山收到一条正在中日友好医院实习的学生的短信，大意是说，“李老师的选择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好的，我们都能理解，请您不要过度悲伤。”我悲从心起，马上改签机票，动身回北京。7月初我离开北京时，李老师已经病了整整一个月，一直卧病在床，无法自理。当时精神尚可，只是情绪不高，总觉得自己拖累了大家。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开导和鼓励他。可我们心里清楚，对爱运动的老师，这病榻上的日子确实难捱。记得当年我们同去香山出题，晚上游泳，他比我快很多，而且动作规范。他很得意地说，玩的方面我也是你老师。晚上我们去植物园走很久，去看梁启超墓，去水边溜达，体力犹健。但是，长期的劳累还是伤害了他身体。

2010年4月，李老师因急性心梗进行了心脏支架手术，出院前CT检查中意外发现了小脑肿瘤，已如乒乓球大小。我们这时才如梦方醒，李老师近两年几次摔伤，但每次似乎都有一个像样的理由，比如走路不慎，骑车转弯太急等，唯独忽视了颅内病变。从天坛医院请来吴老师会诊，说尽管是良性，但术后复发迅速，手术意义不大。之后的一年多，我们明显地感到，李老师的行动越来越迟缓，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饭量也小得很了，严重失眠，有时候判断力出现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肿瘤已严重影响他的中枢功能，影响了情志和思考。

2011年5月底的一天，李老师让我替他把国医堂的门诊停掉。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手不听使唤，一个字都写不好了。那天，我看得出他眼中的无奈和绝望，那眼神让人心痛。

6月6号意外发生了，在中日医院的急诊，我们见到了深度昏迷中的老师。后经抢救，终得清醒。由于昏迷多日，无法进食，吃点儿东西，就呕吐不止。两周下来，大肉尽脱，苦不堪言。这期间，李老师让我把脉开方，与我讨论辨证得失，对方子进行修改。药物改善了食欲，但老师始终没能恢复到原本生活自理的状态。他不让我们把病情告诉其他人，拒绝别人去探望。我们尊重他，也理解他，老师大概是要保持某种自尊吧。

李老师不得不面对这个病的结局了，他知道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他深深知道，一旦卧床他就再也不能起来了。那是一个无望的病。那样性情的人，怎么能容忍卧床不起？既然不能再起来了，卧床还有什么意义？

老师终于做出了选择，以他的方式离去。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因为病的无望，他绝不愿意师母和儿子为他作无谓的付出。可师母不这样想，多一天的陪伴就多一天的厮守。这种爱在亲人之间没有交集。李老师去世后，我们常去看望师母。一年过去了，师母才略微平静。

李老师离去了，他没有留下遗憾，也没有留下歉疚。一辈子走过去，70年的寒冬酷暑，他留下一个舒展而完整的年轮，托着我们，世代交替，完成更大更美的年轮。他的知识、他的爱在亲人和学生中流传，如丝似缕，绵延不绝……

(基础医学院方药系  杨桢)